在我国建国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在发展战略问题上，城市化战略是一个最摇摆不定的战略，也是教训最多的战略。从建国初期起，我们就一直致力于要把北京从消费型城市改造成生产型城市，硬把北京的城墙和很多古建筑给拆了，在城区内建了大大小小很多工厂。到80年代末期，又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城市方向，于是又努力推进“退二进三”，就是退出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我们建起了很多“工业基地”式的新兴城市。但这些城市自身的产业单一，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很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很差。不仅如此，这些工业城市当地的区域经济格格不入，形成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

0年代到70年代，在“要准备打仗”的思想指导下，经济布局更走上了一条“深挖洞、广积粮”之路。城市建设几乎完全停滞。现在北京依稀还能找到70年代建的所谓“简易楼”。为什么建“简易楼”呢？因为那时认为，不知哪一天炸弹就会落下来把城市夷平。60年代末期的“上山下乡”更是城市化进程的一场大倒退。

一方面，我们在城市化上有很多不足；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很多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来源于城市化。特区经济的始端就是建造了深圳这座现代化的城市。这个城市的发展带动了整个华南以致全国的经济发展。上海的浦东开发也是一例。浦东差不多是建了一座新上海。浦东开发也极大地带动了上海、华东、长江中下游以致全国经济的发展。

城市化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亮点，这一方面确实出乎人们的意料。但另一方面，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这说明，我们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仍是远不充分的。我们原来的经验、认识可能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

中国人是最早对城市有所了解、最早形成城市的。现在有句时髦的词儿，叫做“经营城市”。其实中国人也是最早懂得“经营城市”的。“完璧归赵”的故事讲的就是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秦国打算用15座城市和赵国换一块玉的故事。这个故事还留下了另一个成语，叫做“价值连城”。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我们是对城市的功能、作用以及发展规律了解最少的民族。直到现在，我们很多人对城市的认识还停留在人口的大规模聚集点或者是工厂聚集区的水平上。

实际上一直到今天，应不应当大力发展和扩张城市、如何发展城市的争论并没有停止。例如，在城市发展中大搞城市绿化、大兴土木扩建新城区究竟对不对？人们至今仍在争论不休。有人说这是腐败工程，有人说这是形象工程，各种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例如离上海不远的南京就有个例子。在过去两年中，南京在城市整治中砍了很多树。为什么要砍呢？因为这些树成了城市改造的一个障碍。由此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通过各种途径、引述多种理由激烈反对砍树。最后闹到中央派人来调查。一调查后就弄明白了。砍树尽管不可避免，但在南京的规划中，新种的树要比砍掉的多得多。就我看，这个例子反映出来的其实不是对“树”的认识分歧，而是对城市化的认识分歧。“醉翁之意不在酒”。反对声音之所以那么强烈，根本原因其实是反对大城市扩张。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首先表现在城市面貌的改造上。在过去两年中，全国大中城市的面貌普遍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不仅省会城市，而且很多地市级的区域中心城市，在城市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完善方面都有很大进展并取得了显著效果。以前在各城市主要街区随处可见的以小摊贩为主的“占道市场”现在已经很难见到。城市广场、城市绿地、城市交通立交枢纽、城市标志性建筑等成为了新的城市景观。

必须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我们中国的城市需要不需要“提档升级”。我们的城市应否停留在“县城放大”的水平上，应否停留在工厂区加工人新村的水平上？不应当。要提高我国国民经济的运行效率，要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要让更多资源加入到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当中去，要使中国的老百姓有机会享受到更多的国民福利，我们已经迫切需要推进城市面貌的升级改造。解决这个问题不是过早，而是嫌晚。北京“申奥”时，国外反对声音的最主要理由就两条。其中之一就是环境污染。我们迫切需要向现代化、国际化靠拢的城市。还用“先治坡、后治窝”的眼光、观念看待现在的城市化进程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了。

城市化进程进一步的表现是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重组。北京早就提出要“退二进三”，就是退出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上海一直在努力把自己办成远东、亚洲的金融中心，要打造现代化的新型社会服务业。很多城市都把“世界500强”企业有多少落户本省、本市作为区域性的战略发展目标。

城市产业结构选择与升级问题，我们在前面结构战略的专题中已经提及过。这个变化在90年代中后期时就已经开始了。实际上，我国目前城市化进程中还有两个新特点。这就是城市功能分区和以建设新城区为主的城市规模扩张。

城市功能分区对我国的城市化来说是个新问题。

什么是城市功能分区呢？就是城市资源的空间布局按照经济功能划分为若干区域。从我国目前的发展趋势看，新型政务区、商贸流通区、商务中心区、旅游区、居民居住小区等分区特征已经在各地的城市建设中明显显现出来。城市功能分区，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才能最经济地优化配置，城市的资源才能得到最优化的利用。人们常识可知，城市的商业用地是“寸土寸金”。在这样昂贵的土地上建工厂或者建住宅楼是非常不经济的。有了城市功能分区，交通流量才能实现有效控制、交通基础设施才能实现有效配置。例如，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前提就是要有明确的城市功能分区。不然我们就无法判别，该从哪里到哪里修地铁、建轻轨。

什么是新型政务区呢？政务区就是政府等机构的集中地。日本东京就有一条街，名字就叫“官厅街”。美国的华盛顿其实就是一个独立化的政务区。

城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商业。现在各地城市发展中都已经摒弃了简单提倡发展商贸流通业的做法。在很多城市中，以大型超市、百货店、专卖店、步行街、专业街等为组合的新型商贸流通区已经成为了城市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特别说一说商务中心区的概念。

最近人们常听说一个新词儿，叫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译成中文就是商务中心区，也叫中央商务区。商务中心区不同于商贸流通区。它是由会展中心、星级酒店、高档写字楼和一系列为这些商务机构服务的物业组成的一种新型城市功能分区。说“新型”，其实是说在我国的城市中发展历史不长。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岛就是一个典型的CBD。上海的浦东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CBD。CBD是带动城市档次升级和城市产业结构转变升级的重要力量。根据国外的经验，CBD是那些举足轻重的大公司、大银行聚集的地方。那里的活动支配着规模巨大的资源流向。

可以这样说，认识CBD是认识现代城市不可缺少的一章。CBD中也有商业设施。例如在一些高档写字搂的地下或者底层经常有一些卖高档汽车、高档名牌服装的专门店。这些商业设施是为这个区域的“白领阶层”服务的。CBD中决不会整天的开大型促销会。外部的流动人员在CBD中也是不受欢迎的。

由于发展历史不长，我们对CBD的认识还太过粗浅。仅仅在10余年前，中国还没多少人懂得CBD的内涵和客观发展规律。90年代初期，北京要建一个金融街。那时没人知道所谓的金融街应当是一个CBD概念。那时我们以为，金融街不就像服装一条街、餐馆一条街那样，找一条街道，在这条街道两旁都建银行大楼，那不就是金融一条街了吗？北京的金融街最初就是在这样的认识下建立起来的。建起来我们才发现，从北京的复兴门到阜城门这一狭小空间根本不能满足CBD的规模要求。而且这条街道和政务性、商业性的街道交叉。不同人流导致街区功能无法定位。在阜城门立交桥头有个高档写字搂，叫“新世纪广场”。当初销售的时候，开发商说这个建筑是立于未来国际化大都市北京金融街上的“超五星级”写字搂。建好后，由于南北向的金融街和东西向的商业街交叉，一层的物业无法利用。最后开成了一个有众多小摊贩经营的“小商品市场”。这就导致了很多已经进驻的公司不满，由此还引出过一段官司。这些业主、公司状告开发商，说你当初和我们说是“超五星级写字搂”，现在成了这种格局，叫我们怎么跟我们的客户介绍呢？说我们公司就在小商品市场的楼上？这太有损我们的企业形象了呀。一个国际知名的大公司怎么和小商品市场为伍呢？现在这个地段已经骑虎难下。向东扩张，和北京老城区保护的矛盾非常尖锐；向西扩张，又会和大量商业设施、政务设施冲突。现在北京办法是在城市东边的朝阳区另选一块地方，重建一个真正的CBD。这次的规模非常大，规划也比较好。

现在旅游街区的建设也引起了很多城市的重视。北京是我国最大的旅游城市之一。但现在北京的难题恰好是，故宫、北海、天安门广场等旅游点和政务区相邻和交叉。两种功能区域在交通、人员集散、商业设施配套等方面都存在着尖锐的冲突。

现在我们的城市发展中还出现了一种功能分区，就是新型居民居住小区。现在我们知道，生活区有生活区的要求。集中化的居住小区才能更好地按照人们生活的要求设置环境，才能相应地配置商业、医疗、教育以及交通等设施。